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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在青山厂的一段经历

我大学毕业,分配到北京仪器厂工作了八年,1965年随大家搬迁到宁夏青铜峡,在新建的青山试验机厂工作十年后才离开。
文化大革命期间的1967年夏天,许多职工去北京向上级机关反应青山厂厂址存在的问题,尚未回来。另有少数人借机回家了,留在厂里的人不多。此时厂里的生产和工作几乎处于停顿状态,而且社会上武斗闹得很凶。8月25日我和陈敬贤、谢开荣等人去火车站准备回家。到火车站后才知道火车停运了。那时,宁夏还没有直达上海的火车,只能先到北京再转车去上海。而从青铜峡去北京,只能乘坐每天一趟的由兰州发来的44次特快。当时天色已晚,公交车已收车,我们已无法回厂,只好在候车室熬了一夜。同时听到远处的枪声响个不停。
第二天车站的工作人员也不了解火车何时开通,我不想还在车站盲目的等待,正好有青山厂的卡车来车站,我就跟着回厂了。
回到厂里后,看到解放军已经进驻集体宿舍楼。他们加强了防守,正在楼道里焊钢板。厂里的复员军人及一些职工表态,决心与解放军共进退,共生死。传言当地所谓的造反派很快冲过来,气氛显得十分紧张。我只得另觅住处,最后拿着行李在厂里资料室的里屋住下来。
27日清晨,我听到外屋有敲门声,吓了一大跳,以为坏人冲进来了,结果是戴培林厂长进来,他告诉我:“那些人不会打青山厂的人,但是你一个人住这里太危险,去实验室吧,那里都是你们科的人。”我就跟他搬到实验室去住,不过,不知道他住哪里?
我当时估计,戴厂长可能得到对方的某些承诺,不然,他不会知道并告诉我“对方不会打青山厂的人。”
事实上,事后多人证实,戴厂长见过造反派们的头头,说:“我是青山厂的厂长,现在虽接受批判,但上级并没有撤销我的职务。青山厂刚到宁夏不久,并未参加社会上的运动。青山厂是北京来的,从事军工生产,你们要保护厂里的国家财产和职工的安全。”谈后,临别时还握了一下手。后来证明对方理解了这点。因这些人大部分是老乡。青山厂的设备没受损失,职工也没有伤亡。
戴培林厂长是上世纪40年代参加革命的老干部,在危机时刻,不顾个人安危,挺身而出,显示出一个老党员的本色,让青山厂度过这一劫,我们永远难忘。
以上事实,当时有些误传,对戴厂长有误解,尤其是进驻的解放军,听到负面的传闻后,放出话来:“见到歪嘴的,就毙了他。”解放军出击后,冲进厂区,冲进厂长办公室,胡乱翻了一遍,幸亏戴厂长没住这里。
我搬到实验室后,随戴厂长出来,有他在一旁,我也不害怕了。这时,青山厂的职工有很多在外面,也有一些造反派的老乡出现在马路上,还碰到一个穿干部服装,身背破旧望远镜的小头头,气势汹汹,扬言要给集体宿舍楼停水。我中途就溜走了。
28日下午,接到命令的解放军,对打着造反派旗帜的-小撮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坏头头们,和一些不明真相,而乖机搞破坏的部分人,采取了果断措施。枪声,噪杂声乱成一片。所幸,当时青山厂的人在那一瞬间,没有在外面的,故没有伤亡。
我们吓的躲在实验室里不敢动弹。在理化实验室的楼门口,不知是谁贴了一张“二机部军工任务试验室”的大纸封条,所以,解放军和造反的老乡都没进来。
外面很快就静下来了,我们仗胆从试验室出来。解放军很快就撤走了,换了支左的解放军。我也在一个礼拜后搬回宿舍住了。
青山厂的人,在这次武斗事件中,没有一人伤亡,真是不幸中的大幸。现在文化大革命虽然已过去了五十多年,却给人留下了那个年代永久的记忆。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2018年2月18日